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和风格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的再现，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课题的历史性思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并体现了其独特的风格。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是“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带来的深重灾难。邓小平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4—55页）。实际上，使邓小平感到最痛苦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遭遇，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灾难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挫折。“文化大革命”“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同上书，第172页）。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同上书，第237页）。所以，由反思“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又进而反思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邓小平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理论思考的。这种理论思考使邓小平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因此，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而且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由此，邓小平开始了他的理论创造活动，并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从总体上看，中国过去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是前苏联式的。邓小平反思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认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怎样搞社会主义，苏联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而且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正因为如此，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并最终导致国家解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促使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并认为这是一个应该首先搞清楚的问题。

同时，邓小平还探讨了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并提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1988年，在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同上书，第261页）。可见，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也促使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并认为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

对中国、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以及非洲一些国家搞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使邓小平意识到，根本的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在邓小平看来，这是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教训。由此，邓小平反复指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邓小平这一概括准确而深刻。中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辉煌灿烂的历史进程，则是逐渐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过程。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进程始终围绕着这一问题，邓小平的全部理论活动也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由此，邓小平理论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动力、发展战略、根本任务、政治保证、外部条件等当代中国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制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规划，“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确定，等等，都是为了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在邓小平理论的始终，并辐射到邓小平理论的方方面面。

从根本上说，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在于它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并围绕这一主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从而构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但由于时代的不同，邓小平理论在思维方式、思考角度和理论风格上显出自己独特的风格。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邓小平深知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艰巨性，认为用“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写出马克思主义的“新版本”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实际上，邓小平理论就是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的产物。邓小平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不断解决新的矛盾和问题，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本身又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

以务实著称的邓小平，不仅重视实践，而且重视理论，深谙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善于照辩证法办事。他对全党郑重提出：“要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他多次指出：“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计划和市场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从理论上讲清楚人民民主专政的道理；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构想，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等等。《邓小平文选》正是从理论上“深刻阐述”、“讲清楚”、“搞懂”当代中国基本问题的著作。

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就在于：它第一次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

由邓小平的一系列谈话、讲话汇集而成的《邓小平文选》无不处处闪耀着邓小平卓越的理论见解和宏大的理论气势。